魏梁坤 太极文化
杨班侯是杨氏太极拳除了杨露禅之外最令人瞩目标志性的重要人物，民间流传着有关杨班侯的不少传说，大多都是没有根据的戏说性的民间故事。从《太极》杂志1996年试刊号上开篇的一篇长文中可以了解：当时永年还既口头流传着杨班侯教武禹襄学太极拳的说法，也口头流传着武禹襄教杨班侯学太极拳的说法。应该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没有确凿根据的用以饭后茶余消遣的个人绘声绘色信口编造之说。然而有人居然将“武禹襄教杨班侯学太极拳”的道听途说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将其说成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在2001年1月出版的一本太极拳书籍上的第十章“对《杨氏太极拳源流辨》补遗”一节中这样说道：“杨班侯名钰，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光绪十八年（1892），系禄禅之次子，为禄禅四十一岁（虚岁）时生。当禄禅应聘去京教拳时，班侯尚童年，故在家随武禹襄读书习武，十九岁进京助父教拳……”由于该书的发行与该书作者在当时太极拳界的资历名声，“杨班侯的太极拳为武禹襄所传”这一说法迅速在全国不胫而走，不少人不加鉴别盲目地将此说当作太极拳历史上一个新发现的大陆而在一些文章加以引述，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杨氏太极拳的传人；许多人因此对此说信以为真；但同时，太极拳界也有很多人包括许多老前辈都不相信和不认同这种说法，于是认同的与不认同的各执一词、众说纷纭，杨班侯的太极拳究竟是否为武禹襄所传也就成为全国太极拳界一个备具争议、疑云重重的历史悬谜了。然而，细加考究，该书此说是不应该成为太极拳历史之谜的。因为此说来源纯属空穴来风的编造，是不符合逻辑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理由如下：
(一)该书此说对于杨班侯出生时杨露禅的年龄，计算上明显是错误的。
对于杨露禅的生卒年，该书作者在同一章的开始一节就说是1799年～1872年。这是现代对于杨露禅生卒年一般的说法。那么，杨班侯出生的1837年，杨露禅应该是38岁，虚岁为39岁。怎么会说成是41虚岁呢？这是经过分析可以清楚的此说的第一个错误。
(二)就时间分析，杨班侯不可能跟武禹襄学拳。
根据《永年太极拳大事记》，杨露禅约1820年21岁时第一次去陈家沟学拳，三次赴陈家沟学拳前后延续了20多年；杨露禅最后一次从陈家沟回乡约是在1844年45岁那年；杨露禅进京教拳约是在1854年55岁那年。这种说法从多方面考证分析大致是能够成立和可信的。那么，杨露禅最后一次从陈家沟回乡的1844年，杨班侯为7岁，是民间一般拳术传承人家的子女刚开始学拳的年龄。其时，武禹襄很可能还没有开始学习太极拳，杨露禅在自己的家乡则刚开始教拳，那么可能武禹襄与杨班侯是同时于1844年开始学习太极拳的。杨露禅当然不可能请刚开始跟自己学太极拳的武禹襄教杨班侯学太极拳。如果武禹襄在杨露禅此前回家期间已经跟杨露禅学太极拳了，7岁之下的杨班侯显然也是不大可能跟武禹襄学拳的。而在1844年至1854年的10年间，即使武禹襄当时就已经有些会太极拳然仍跟杨露禅学拳或称为“比较”，正在教太极拳的杨露禅也没有必要请武禹襄教自己的儿子学拳。而到了杨露禅在家乡教了10年拳又进京教拳的1854年，杨班侯为17岁，跟自己的父亲学拳已达10年，还有什么必要再跟武禹襄去学拳？显然，“禄禅应聘去京教拳时，班侯尚童年，故在家随武禹襄读书习武”这一说法是无法成立的。这是经过分析可以清楚的此说的第二个错误。
(三)就杨班侯与武禹襄相互太极拳术水平比较分析，杨班侯也不可能跟武禹襄学拳。
1943年12月间上海诸报报导刚满14岁的蔡龙云先生登上擂台将西洋拳击界名手、俄籍拳师马索洛夫打倒在地而获胜。陈微明先生在《太极剑·太极拳名人轶事》一书中说：“露禅传太极拳术于其子班侯、健侯，期望甚深，日夜督责……二人年未至冠已成能手，名震京师。”此说应该是陈微明先生所记录的杨家之说，就情节结合历史分析也是应该认为可信的。按照民间一般拳术传承，如果杨班侯从7岁开始学拳，学了7年到了14岁还没有能够达到上擂台比武的地步，那么到了父亲1854年赴京时、已跟父亲学了10年太极拳到了“未至冠”的17岁，也应该具有了相当的水平而不用再跟别人去学拳了，很可能此时已经成为杨家太极拳的“能手”了。不论此时杨班侯是随同父亲一起赴京，还是暂时留在家中，难道还需要跟可能与自己一起开始学拳的武禹襄学拳吗？此外，按照李亦畲先生《太极拳小序》所说，武禹襄在“访”赵堡陈清平之前对于太极拳还属于没有“精妙始得”的“仅得其大概”的水平，这种说法有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杨家以教拳为生，其保守既可以推想，近代上海对杨家的传闻也反映是如此的。而根据《永年县志》、《武禹襄墓表》、武禹襄之孙武萊绪先生的《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记载，武禹襄“访”赵堡陈清平的时间是1860年。这也就是说，按照李亦畲先生《太极拳小序》所说，杨露禅赴京教拳的1854年时，武禹襄对于太极拳尚“仅得其大概”，那么，即使杨班侯当时没有随同父亲一起赴京，杨露禅怎么可能再请对太极拳尚“仅得其大概”的武禹襄教已成杨家太极拳“能手”的杨班侯学拳呢？当然，李亦畲先生这种武禹襄在1860年时太极拳水平尚“仅得其大概”之说不一定能够成立，因为《太极》杂志某期也反映永年传说杨露禅在赴京前的几年中曾与武禹襄发生过多次比武，两人各有胜负，按照这种说法，武禹襄的太极拳水平在1860年时应该是已经达到几乎与杨露禅相伯仲了。既与杨露禅的太极拳水平几乎相伯仲，怎么会是对于太极拳“仅得其大概”呢？然即使武禹襄在1854年时的太极拳水平也已经达到很高了，可能已成为杨家太极拳“能手”的杨班侯的太极拳水平也是不低的，因此，杨班侯也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再跟武禹襄学拳的。这是经过分析可以清楚的此说的第三个错误。
(四)就套路程序与拳式对照分析，杨班侯也不可能跟武禹襄学拳。
从陈微明先生的《太极剑·太极拳名人轶事》对杨露禅早期弟子王兰亭的描述，还有杨澄甫先生《太极拳体用全书·自序》所说的“而炉火纯青之候，虽班侯犹未易言也”、“稍长，先伯父班侯公命余从之学”的陈述，与杨家太极拳四、五代前辈们的传说，杨班侯是除了王兰亭之外，杨露禅传承者中太极拳功夫最高者；杨家亲属传拳是家族式的，杨澄甫先生主要也是跟从杨班侯学的太极拳。这就是说杨澄甫先生所传授的太极拳基本也反映了杨班侯所传授太极拳的面貌。而杨澄甫先生所传授的太极拳与现在可以见到的武式太极拳相比照，虽然拳式和套路程式大轮廓基本相同，但套路个别程式与具体拳式杨、武两家的某些特征区别也是明显的。另外，杨班侯所传授的套路在永年等地还有外姓传人传承，如吴孟侠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太极拳九诀八十一式注解》中用图文详细介绍的杨班侯的弟子牛连元先生所传授的太极拳套路，这一套路有可能受到近代末在国内广泛流传的杨澄甫先生套路的某些影响，然与杨澄甫先生所传授的太极拳相比照，程式中的个别拳式仍存在略有不同，但程式基本是相同的，拳式则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这一套路与现在可以见到的武式太极拳相比照，杨、武两家的某些特征区别同样是很明显的。如果杨班侯是从童年开始在家随武禹襄读书习武，到了十九岁才进京助父教拳，也就是说杨班侯跟武禹襄学了12年武家特征明显的太极拳，那么为什么杨班侯的套路会与杨澄甫先生的套路如此相同，与现在可以见到的武式太极拳如此不同呢？由此可见杨班侯的太极拳学自武禹襄是不可能的。这是经过分析可以清楚的此说的第四个错误。
(五)从武禹襄的历史分析，武禹襄也不可能教杨班侯“读书习武”。
《武禹襄墓表》记载武禹襄“君博诗书……道光二十九年……君既不幸见黜，复连试京兆，再荐再黜……以才干志行为当时大人所器。咸丰壬子……招入军幕，以母老辞。至庚申辛酉……尚书毛公昶熙、河南巡抚郑公元善又皆礼辟，不就。”文中所说的“道光二十九年”为1849年，“咸丰壬子”为1852年，“庚申辛酉”为1860年。就是说《武禹襄墓表》明白反映武禹襄在1849年之前主要是在从事科举应考攻读，1849年“不幸见黜”后约至1852年之间主要也是在从事科举应考攻读。这就反映杨班侯的7岁至19岁的1844年至1856年，武禹襄学习太极拳仅仅是科举应考攻读之余忙里偷闲的副业而已，哪里再还有时间去教一个平民儿子杨班侯读书学拳？而就武禹襄家庭的社会地位，武禹襄也不可能成为开“学馆”的私塾教书先生。又武禹襄之孙武莱绪先生的《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还指出：“初道光间，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姓有精斯术者，急欲往学，维时设帐京师，往返不便，使里人杨福先往学焉。”当然，据《永年太极拳大事记》记载杨露禅约于1820年二十一岁第一次赴陈家沟学拳，武禹襄当时年仅8岁，说8岁儿童武禹襄叫21岁青年成人杨露禅离家去学拳，此说未免令人有失实之感。但说当时武家还“设帐京师”，反映当时武家除了有人读书当官外，在京城还有“设帐”需要武家兄弟加以处理。如此的话，当武禹襄到了成年，也是不允许不顾“设帐京师”而去开“学馆”做私塾教书先生的。可见杨班侯从7岁至19岁的12年中即使杨露禅不在家，杨班侯也是没有这个福分到武家去“读书习武”的。这是经过分析可以清楚的此说的第五个错误。
综上所述，说“当禄禅应聘去京教拳时，班侯尚童年，故在家随武禹襄读书习武，十九岁进京助父教拳……”完全是属于连八字的一撇也没有的信口雌黄的随意编造。从尊重历史出发，编造、传播、相信这种说法者难道不应该重新思索一下并且推翻这种捕风捉影之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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